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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开始的地方——西安交大求学的日子

1970-01-01 08:33:35


段建仁

“文革”后恢复的首届高考,考试是在1977年的12月,很多人的复习时间只有两三个月,入校时已经是1978年春节后了,走进交大,桃李开花。

到1978年秋季再招一届,之后每年都是招秋季生的,因此,正是中央及时的决策,多招收了这春季的一届。否则两届合并为一届,可能会有很多人上不了大学的。

1977级,是幸运的首届生,也是独特的春季生。

从入学算起,已经整整35年过去,即便是当初最年少的十五、六岁的同学,也都到了五十而“知天命”的年龄啦。

闻知母校在修校史,征集“口述史”和“回忆录”,觉得很有必要,也很愿意把当年学校生活的点点滴滴留在文字里。有些是大家都会感兴趣的,有些或许纯粹只是个人的选择性记忆。

按“师→同窗→学业→课外”等顺序排列,好像很长很啰嗦,但又敝帚自珍,不忍删减了。

一、师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其中“受”同“授”。韩愈先生在一千二百多年前写下的这句话,至今影响深远,也将师生的位置明确了下来。因此,回忆学校生活,应当将“师”放在首节,这是对三尺讲台上辛勤讲课教师的礼赞。

其实,对当年的我来说,大学里的人际关系应当最为简单,就只有“师”与“生”两类人。因为于学生而言,其他人都是“师”,那时没有用过“教授”的名号,授课的教师我们叫“老师”,学校图书馆、实验室和办公室的职员,我们也都一概叫“老师”。当时的炊事员、花工、清洁工、电工等,我们用“师傅”来称呼。因此,“师”的这一部分,就包含了“教师”和“师傅”。

在交大读书的四年中,有几十位教师给我们开过三十多门课,大部分教师很具体的风采神韵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只能择其印象最深的几位略述之,借以表达我们学生的尊师之情。

1、邵老师。列在首位的,当非邵济熙老师莫属,因为他授课时间最长,有两年之久,教我们《数学分析》,包括一元微积分和多元微积分。

邵老师清瘦修长,经常穿中山装,衣着是否高档当时也没有留意,但远望近观,总是十分整洁合体。邵老师的形体也很端庄,举手投足间,有着优雅的学者气质。尤其是头发梳理的整整齐齐,真的是一丝不苟。他戴一副眼镜,另外备一副很窄的眼镜,需要看教材的时候就换着用。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有两副眼镜替换着使用的老师,所以新奇。

邵老师的课讲得好,是不用我们多说的。听说学校开始恢复评职称,邵老师在外语考试中名列第一,当然没有去证实过,但名列前茅则毫无疑义,我们班的同学们明显的很佩服他,对邵老师充满尊重。

邵老师态度温和,好像没有对学生生气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对我们的课堂纪律不满意或者对我们学习方面有看法,就常常批评说“不能总是糊里糊涂”。邵老师的普通话里有上海或江浙一带的口音,所以我想起邵老师的时候,耳边回响的就是吴侬软语般的“糊里糊涂”四个字。

2、马老师。去年庆祝77、78级毕业30周年,国家教学名师马知恩老师作为教师代表发表了热情朴实的讲话,他的头发也花白啦!而当年的马老师,意气风发的样子记忆犹新。马老师讲授的是微分方程,动作幅度较大,有感染力,使得课堂有一种激情与活力,引领学生进入高深的数学殿堂。

1986年是交大90周年校庆,也是我们毕业后第一次回校参加校庆活动,在数学系的一间教室,马老师特地对我们班同学讲了话,大意是说当年没留下更多七字头的同学,后来就有些遗憾啦!时间证明,七字头是很优秀的一届毕业生啊!

也许马老师对我们班对我们77级有种偏爱,不过也一定是同级留校同学的踏实勤勉成功接棒,为马老师的遗憾做了最好的注解。

3、徐老师。跟着邵老师一起教我们《数学分析》课的辅导老师是徐宗本老师。徐老师年轻,比我们班上老三届的同学年龄还小,所以他与大家更像是学长一般,因此徐老师就很少有教师的威严,对大同学随和,对小同学亲切。

徐老师精力旺盛,充满热情,讲话的语速比较快,辅导的时候我们可以与他就某一个问题或概念进行热烈的讨论,以致有时觉得徐老师不是老师,而是和我们一个班的同学。这门课还没讲完,徐老师就考上研究生了,没有再解答我们的疑难问题,再后来,徐老师也成了徐副校长,前年岁末,我给徐老师发去短信,祝贺他成为中国科学院的院士。我想,我们为徐老师骄傲,也将以他作为努力学习和高水平研究的榜样。

4、周老师。听说周建枢老师曾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附中,不知为何却成了大学的数学教师。他也梳理的整整齐齐的头发中有些白发,戴着厚厚的眼镜,讲课带江浙口音,节奏平缓,显得从容不迫,成竹在胸。

有趣的是,周老师认为在数学讲堂上应该同时播放轻音乐,他说让学生在乐声中学习数学效果肯定会更好。这对我们这些“乐盲”来说是个令人耳目一新的新鲜事。不过上课时没有音乐不要紧,课外有周老师主讲的音乐讲座。我惊异于周老师在艰深严谨的数学专业和浪漫飘逸的音乐之间转换的自由随意,也领悟到这些看以完全不同的领域自有其相通的内在奥妙。

5、张老师。有两位张老师都在学校宣传部工作,张迈曾老师在广播电台,张光强老师在校刊编辑部。入学不久,我拿一首诗给张迈曾老师看,他觉得不错,就推荐给了张光强老师。张老师也觉得行,拟准备在校刊上发,并执笔和我一起修改,他指出其中有一个词我用的不是很准确,与我商量可以换一个词,是“春寒料峭”的“料峭”。发表时用了原名《既然春天来迟了》,大概用了不到三分之一的版面。这是我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并印刷出来,对一个做过文学梦的大学生有着很大的肯定和鼓励作用,从此我就成了校刊编辑部的常客,并常常得到两位张老师的指点,还有偶尔见到的刘露茜老师,也是一位挺和气的宣传部长。

6、房老师。是校刊编辑的房立民老师,每次见到的他都是快乐热情的样子,并对我这样一个“不务正业”的数学系学生打气加油,说数学是靠逻辑思维的,而文学主要是形象思维,如果能把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那该多好呀!他还送给我好像是叫做《视野》的杂志。在那个开眼看世界的时代,的确需要多种养分滋养。

7、姚老师。他带我们的物理课,也是学校最好的教师之一。在讲能量守恒原理时,用男孩子们常玩的玻璃弹球举例,令我记忆深刻。

上课时的姚国伟老师,总是笑容满面,对教学充满热情,这样的笑容能感染学生,所营造的那种对知识高度好奇的氛围,帮助我在一个不高的起点上将大学物理学好。

一次考试前晚的自习时间里,姚老师拿把椅子,坐在教堂的讲台后面为我们答疑。我复习时被一道难题所困,问遍了能问的所有同学,均不会完整的做出来,于是我只好去问姚老师,他很简略的解释了答题的大致思路,我准备讲给我的同学的时候,下晚自习的铃声响了,姚老师说大家回去吧,第二天好好考啊。结果第二天的试卷上居然有与这道难题类似的题目,可想而知我是得到高分的,但姚老师答疑时不露声色平静自如的神态,很难忘记。

8、试讲的唐老师。在校期间,我们曾参加过一次葬礼,是学校为一个去世的老师举办的,冬天的寒风中,我们列队肃立,送老师最后一程。老师叫唐象礼,上课的特点是逻辑严密、详略得当,讲得很好。记得同学们说这位老师在备课时,会对着一个空荡荡的教室进行试讲,然后修改自己的教案,以便在真正的上课时有很好的教学效果。

后来我们知道当时教师的办公室不够,唐老师的办公室就是一间教室,有黑板,他不用专门去教室试讲,就在办公室试了。这样的老师,是西安交大传承至今的一种精神的代表。

9、老师们。我们入校的时候,听说一位陆教授是参与过出首届高考数学考题的,必定是很厉害的专家了,后来远远的见到过,白发苍苍的印象,令我等敬仰的很。后来陆续有游兆永老师、张文修老师、马清波老师、王绵森老师等主讲专业课,也有钱昌本、李惜雯等优秀的辅导老师,他们都是教师中的佼佼者,我们真是一群有福气的学生。师生关系很单纯,很多都是亦师亦友的情形,上课时老师讲知识,下课时与学生一起聊聊天,抽支烟。我们从来没有感觉到老师高高在上难以接近,他们不是平易近人型的,就是和蔼可亲型的。想说的还有,十年“文革”刚刚结束,辅导老师们的水平参差不齐,也有个别回答不了我们所有疑问的老师,但是这样的老师也是很诚恳的,这道题会解就解,不会解就很实在的与我们一起讨论钻研、共同进步。从这样的老师身上,我们也能感受到西安交大那种“实事求是”的好风气。

时光荏苒,岁月不再,一些年长的老师已经辞别人世,走完了各自经历不同但同样是身后桃李芬芳的教师生涯。2007年初,听闻钱昌本老师病倒的消息,我曾去广州探望已认不出我的他。2008年春节,我代表数学71班在番禺参加了钱老师的告别仪式。之前已作为执笔人起草了写给钱老师太太朱老师的《唁电》,文中的回忆与感叹,也是对所有曾给予我们淳淳教诲的老师们的致敬,谨放在附录中,对永铭不忘已经辞世的恩师们,表达我的一份崇敬与怀念。

10、师傅们。我想把师傅们并列在这里,原因是我们是叫不出他们名字的。这些穿行在校园做好后勤服务的人们不是几个几十个,而是一个群体,一个可敬可爱的群体。

记忆中,是最初上洗手间时,男女清洁工师傅均大大方方走出走进令人感到的一丝惊讶,我想很多同学可能都有这样的尴尬。后来就释然了,大家各行其事,相处自然。不知这样的“传统”是否还在?

每当中午下课,也是要为食堂长长的打饭队伍“头痛”。我们住23栋,最近的是机械系食堂,下课早就抢个早,晚了先回宿舍等人少了再去。那时的主食,仍有发糕、玉米粥等杂粮,红烧狮子头则是最好的肉菜。掌勺的炊事员个性脾气不同,难免打饭菜时的分量略有差异,再加上食堂是个拥挤热闹的场合,因此学生之间、学生和炊事员之间,时而会为插队、买饭而起争执甚至打架的事件发生。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放在架子上的饭盒碗筷有时就不见了,或者是自己忘记了准确的位置,或者是学生们拿错了,原本饿着的肚子,因找不到餐具就觉得肚子饿得更瘪啦。

某一天排队打饭,收饭票的师傅居然是我的中学同学!大喜过望之下,那天的饭菜就物超所值了。同学很热情地说让我以后找他买饭,不过几十个卖饭的窗口也不能一一先去侦查到他把守的那个再去排队呀,于是这样的好待遇四年间寥寥竟至几无印象。但还记得的是有一次排队去开会,看到这位同学在清理路边的果树,远远打过招呼后,他就给我扔过来几个苹果,小小的并不值钱的果实,有中学同学的情分呢。

我的这位同学很有体操天赋,完全凭爱好与悉心练习,中学时的单杠和双杠已经玩得令同学们赞叹,倒立一类的动作不算什么,一些专业的技巧也能做得出来,比如一个被他叫作“燕子打浪”的上杠动作只有他做得最好。可惜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他没能接受到专业系统的训练,轻巧上杠的身手只能上树摘苹果了。

夏秋之交的一个夜半,从宣传部的办公室出来,平时会要打声招呼的看管自行车的师傅已经下班,我推出自行车走在林荫道上,忽然一阵花的味道袭来,暗香浮动,沁人心脾,清淡而持久。环顾四周,却找不到花香的源头,看看道旁低矮整齐的冬青、高大挺拔的梧桐、枝干舒展的玉兰和一株株或红或黄的花枝,感叹花工师傅们把校园的花草林木侍弄得枝叶茂盛,清雅宜人。

1982年初写《毕业致辞》的时候,我特地把老师们和清洁工人们并列,向他们致敬。当然这是绝不等同的劳动阶层,知识差异导致与之相关的劳动价值和社会贡献也相差极大,只是我想,从人格和作为人的尊严来说,老师与师傅应该所差无几,这样做不会是对老师的不恭,也一定能够得到教授们的理解和支持。

二、同窗

老话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这得用西安口音读才能押韵:“百”读作“bei”,“色”要读成“sei”,俩字都是典型的下降音。老话的意思是说人群的数量要一多,就会有各种各样不同脾气性格的人了。我们1977级的数学71班,是一个拥有72名学生的大班。后来听知情人说,原本是要分两个班的,后来觉得分开了,每一个班的人数又少了点,莫如就编为一个班简单。我们遂以这样庞大的体量,携手走过或曰“青葱”或曰“迟来”的那些难忘岁月。

年龄最大的是文革中被称为“高66”的同学,即应该是1966年参加高考的高中毕业生,但“516”通知一发,文革风浪骤起,那年的高考就泡了汤,一晃十一年匆匆度过,再入校门已是三十一、二的人啦!而班上年龄最小的,则是1977年高考时相当于高二的非应届高中生,年龄在十五、六岁。年龄上最大与最小至少相差一倍,这是本届学生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要说其它特点,我觉得大概是同学间基础知识和社会阅历的差异。高66的同学,已经很扎实地学完高中课程,只差上考场了,仍在中学的也经过一两年较有秩序的规范学习,尚处于埋头学习的通道中,年龄不大不小的中间者,则知识储备最为不足。当然另一方面,学的早也忘的多,又是下乡又是工作又是成家,“高龄”的同窗也面临着另外一种困难。

我们班男女生的比例是8:1,可算得上属于典型的“狼多肉少”,不过那时年龄大的同学很多已经成家,并有孩子了,而且学校明令禁止在校期间谈恋爱,因此,多少缓解了这些人之常情下“原始性”竞争导致到“争风吃醋”的程度。

我隐去了同学的姓与名,一是觉得不认识他们的终归是不认识,二是觉得如果认识就来猜一猜他是谁,估计我们班的人大概能从文字描述中认出他或她来。

和我常在一起的有七八个同学,我们上课经常坐在一排,或者前后距离不远,自习课则会聚在一起相互切磋作业,会闲扯起我们都有兴趣的话题。

1、第一位个子不高,偶尔戴眼镜。他的特点是学习极为认真,听课的习惯是手耳并用,但当手耳不能兼顾的时候,他选择先听,课后找同学补上讲课笔记这一步,我常常得益于他的勤奋与帮助,也是最经常与他切磋难题的“难友”。别看他个头小,中学期间是饰演舞蹈《红色娘子军》中党代表洪常青的警卫员小庞的,所以体质良好,经得起繁重学业的折磨。他是和我关系最密切的同窗好友。

2、第二位是曾与我大姐同班的同学,作为城市的知青下了乡,是从所在农村考进交大的,可知功力不凡。只是时来运转,阴差阳错,却与同学年龄相差八岁的弟弟又成了同学。这位同窗甚为辛苦,他平时在父母家吃住,到周六(当时是六天工作制)下午放学后骑自行车返回自己在农村的家,周一一大早再骑车上百里直接到教室上课,个别时候可见他很疲乏的样子,也许前一天还做了些农活吧。但他基础扎实,思维缜密,虽然没有口若悬河的讲述,解题速度却常在我等之上。遥想若是当年就上了大学,恐怕更是个学习的厉害角色。

3、第三位则心宽体胖,与之对应的,是一个硕大的书包,我怀疑他把所有能想到会用上的教材、辅助用书、习题集都装进去了。背带长长的大书包,每天伴他东走西颠,我们看看都觉得沉重,但主人乐呵呵的一背数年。他也是老三届的,知识面宽,爱开玩笑,曾告诉某同学说自己比较会骗人,这位同学就说那你骗骗我吧,说我是不会被你骗到的。后来这个同学总问他什么时候骗我呀?他不动声色的用很抱歉的语气说,因为我还没有想好怎么骗你。听懂了其中奥妙的我们就在一边窃笑。

4、第四位也是老三届的,身高超过一米八,我们很想让他发挥身高优势,为班级争光,他也积极参与,但是却因没有经过篮球的训练,有点勉为其难,不过态度很是积极,上场威吓一下小个子的对手也就很好。开学不久,课间的铃声成了他调侃的对象,因为总是在长长的响过之后,又有一两声短促的尾声,他笑道,这让他想起一岁多的儿子撒尿后的余韵。弄得我们也联想起来,再听到后也忍俊不禁了。有一次他很郑重的告诉我们,他读到一部书或文章,说经过研究和推测,结论为地球人根本就是外星人养在地球上的实验品。于是他很沮丧,这还活个什么劲儿呢?!好在不久他就释然了,照样勤奋学习,生命不息就解题不止。

5、有位同学讲话喜欢用形声词,“嘭”、“啪”、“呯”、“通”,几乎没有几句对话里不带这些词的,我们听习惯了也觉得兴致盎然,一段本身就很精彩的描述中还带着“叮叮咚咚”的配音,生动有趣,岂不乐乎?

6、另一位年龄不大的同学,则喜欢皇室用语,“陛下”、“朕”以及“臣”等人称词汇,均用的准确娴熟,诸如“皇恩浩荡”、“谢主隆恩”之类的官话,也用得极自然而又极贴切。要是当年他来写《甄嬛传》一类的剧本,一定也会朗朗上口,古意悠远吧。

7、还有位同学是典型的理科生,据他自述,他是一拿起文学书就会打瞌睡的。但是对数学很是痴迷,好像题越难,他倒越来劲,完全是以攻克数学难题为乐趣。他会把“摄影”读作“捏影”,我们意会而宽容。他是为通常解不开的难题时刻准备着的,不是为“捏影”准备的。

8、一位班干部获得单人一个房间的待遇,原来这是本栋楼或是本系的药房,时不时有人头疼脑热、手指划破,来取点简单的常用药,我们就很羡慕地去参观了同窗如此“阔气”的居所。

9、女同学中的一位,骑着一辆比较少见的“倒蹬闸”自行车。有男同学借她的车子,因不会使用,正在行进时一倒脚踏,立即制动摔个人仰车翻。虽说这车学会了也就不难,但这位女同学不选骑辆女式车还是挺见个性。据说毕业时她的成绩名列全班第一,好像系里和班级也没有明确的宣布过,但其学习的专注与聪明是有目共睹的。

10、另一位女同学学习十分刻苦,我常见她从书本抬起头来时因用功阅读而疲惫的眼神,后来她获得某国设立的国际数学奖,应该是水到渠成,是对她多年孜孜以求钻研的奖掖。

11、三好标兵。说起学习努力刻苦,我们班当然不乏其人,比如曾作为校刊采访对象的年度受表彰的学生中,就有我们班的一位男同学,似乎他天生就是为学习而来的,用了很多的时间学英语,用了更多的时间在专业课上下功夫,但是妙的是他的学习效率很高,并不是消耗战,于是不消说,考试中总是成绩优异。我们学生记者采访他的报道中说虽然他的家里离交大只有十分钟的自行车路程,但这位同学也很少回家,因此取得这样的好成绩不是偶然,而是勤奋加智慧的结果。

12、还有很多同学不能一一讲述。比如年虽少可绝对聪明的;冬天不觉西安寒冷而衣着单薄的;一到第四节课快下时就准备好抢着铃声去吃饭的;一直偏爱用叉子和勺子而很少用筷子吃饭的;打篮球动作花俏不甚实用但胜任篮球裁判的;只枕一块石质枕头挺直了身体午睡的;……。

七十二位同窗共读的“数学71班”,人才济济,“班气”旺盛,是我们引为自豪的永远符号。

三、学业

蔡元培先生的大学理念,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我们虽无缘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但“文革”刚去,对这场史无前例“浩劫”的深刻反思也刚刚开始,交大的学风与校风,与各所大学一样,与压抑中苏醒的社会风气遥相呼应,更被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所推动,呈现一种发自内心的有着强烈渴望的学习热潮,更有一种重振大学精神的自觉与自信。我们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开始了知识探索、独立思考、自由发展和思想飞跃的身心历程。

1、“宿舍、教室、食堂”,很多同学的校园生活就只在这三点之间有规律的移动。清晨是背诵英语单词的最好时间,而图书馆则是晚自习最好用功的地方,去迟了肯定没空位。

一开始我们都不习惯大学的上课方式:一堂课就换一个教室。有时还离得挺远,常常有同学找到地方已经迟到了。阶梯教室的大课则蔚为大观,坐得满满当当,我们四个师资班的公共课就是这样的情景,老师的嗓门也功力不凡,更有聚精会神的学子们用倾听的安静来配合。

最自由而也最能体现学习风气的地方,是每晚自习时间的小教室。你可以选择不去,也可以去了,然后选择看自己想看的书或者做自己想做的事。一开始我们班没有固定的自习室,需要去找合适的空座位,弊病之一就是往往因邻座不是同班同学而不能一起讨论问题。后来划给我们一间不大的课室,是盛不下72名成人的,但毕竟外班同学就不来了。

我很怀念这样的课室,我觉得那是大学学习最有效果的地方,课室都很简单,桌椅黑板而已,但坐在里面埋头用功充满活力的学生们,会让课室变成充溢着一股强烈学习“磁力”的“场”。我喜欢选择坐在最后一排,抬头休息的时候,看到同学们专注于书本和解题的景象,常常令我心生感动,因此也会督促自己不敢懈怠。一个晚上几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分别学习几门不同的课程,也可以对某一个问题做很深入的思考。比起老师主导的讲堂,小教室的场景和氛围,极大地扩展了我们思维的广度和深度,可尽情放纵想象于千里之外、云天之上,真是一个妙不可言尽享思维驰骋奔放奥妙的地方!

2、教学。正规的教材一时半会赶印不及,我们使用的很多都是老师们自编的,是油印的。预定的习题集迟迟未到,老师们不辞辛苦,找来题目让我们抄下来做。

我们折服于老师们的学识与风度,更恩泽于老师们的敬业与无私。只要你想学,老师们从来都是有求必应,而你有所放松时,老师们也有善意的批评和提醒。

大学课堂自选座位的随意和相对宽松自由的上课氛围,是配合教师重点讲解和促进个性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加上主讲老师和辅导老师的配备、课堂精到的讲授与课后即时的答疑、准备充分的实验室、看不完的图书资料、水平合理的试卷和规范的考核办法,这些元素构成高质量教学和教务管理的严谨链条。

3、西安交大的办学特色是:“门槛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我作为一名数学专业的学生,真切的体验到这十六字的分量。

我不知道别的专业是怎样的,数学专业的难度确实很大,我们的午睡常常是在小教室的桌子上趴着以免在宿舍睡得太香因而太长,而且后面也往往只是自习时间,并没有必须上的课。我们常常为一道题目绞尽脑汁而依然不得要领。有时半个晚上过去,没解出几道题,还累得半死,气得我们直想把这道题给吞吃了!后来我和那位心宽体胖的同学自嘲的说:咱奏还不信了,咱就把所有的错误都犯完,那就会剩下对的了吧?

在多次无计可施的绝望中,我们选择放下课本,去校园散散步。夜晚的交大是很有魅力的,办公室和教室淡黄色的灯光柔和静谧,偶尔经过的行人,看装扮也是师生居多,或步履匆匆或神情轻松。夜幕上星光点点,近望则浓荫处处,空气中似乎也有书卷气的味道和一股蓬勃的生命力,于是烦恼消退,我们决意重整旗鼓,卷土重来,向那道难题发起总攻。

老师们的开明、宽容和课堂开放的氛围有一个例子可言。那是政治课,题目是对“如何做到又红又专”讨论,老师组织我们学生自由发言。讨论中一些同学运用唯物论的观点和对立统一的论点来解释“红与专”的辩证关系。但我在前几天的准备中则对“红与专”的对立统一关系存有疑问,本来不打算公开自己的观点,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仍有被扣上某顶帽子的可能。但是老师号召大家不要有顾虑,完全可以畅所欲言,自由发言就是要各抒己见,理论探讨没有禁区。

在老师的鼓励下,我就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我说我认为“红与专”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红”是对政治素质的简称,而“专”是对专业水平的概括。“红”与“白”才是对立的,“专”是与“不专”对立的,因此用对立统一的观点并不适合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我进而提出要求所有人“又红又专”是很难做到的,可以允许一些人很“专”的人不那么“红”,只要不“白”,是“粉红”也可以接受,可以让他们用专业知识和技能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这番话受到一些同学的反驳,他们坚持认为正因为“红”与“专”是对立的,这才需要统一在一个人的身上,如果一个学生不“红”,那他肯定也做不到“专”,只有“又红又专”,才能使之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我有些懊悔如此不智的讲出自己不合潮流的观点,但这位政治老师并没有下结论,而是肯定了开放式讨论的必要性和大家能说出不同认知的勇气。下课了,有几个同学告诉我他们支持我的观点,而且确实我也没有因此而受到什么批评。可惜的是我忘记了这位女老师的姓名,她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给了我“松绑”的感觉,也的确“助长”了我以后喜欢独立和深入地去思考问题的意识,我感谢她。

课堂是开放的,老师们是循循善诱的,所以我们也都无拘无束,有话直说。比如把考试总是不能得高分的疑惑问给老师。我们说,借用我们教室的外校学生的考试分数和考题就贴在后面的墙壁上,课程与我们一样,但考试要简单的多,人家的分数比我们高很多啊,老师能不能也像他们的老师一样,把题目出得容易一点,让我们也考个高分满足一下呀!

老师笑眯眯的听着,然后说,你们是学知识呢?还是要高分呢?高分是很容易给的,但高分并不说明你知识学的好,低分也不能说明你学得差,你们不用在乎分数的高与低,这样才能学得更努力、更扎实、更有成效。

我们佩服老师,也愿意接受这样的鞭策。从长远看,的确如老师所说,西安交大在教学质量上,是远远好于看起来分数很高的那种培养模式的。

4、无须讳言,我也曾“挂”过科,是主科,而且还是两科,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具体原因,但这正说明交大“教书育人”的严格与规范。我以远不是主科的体育课举例吧。我一方面在体育课上曾为同学做过跳马示范,因为可能很多来自农村的同学没有做过或者就没有见过这种项目。另一方面,我的臂力较弱,体育标准科目中的“引体向上”不能合格,好在允许用“爬绳”来补考,我和未能通过“引体向上”的同学就手脚并用地“爬”到了顶点,才取得这个科目的及格。

令我们好好开心了一段时间的故事,是体育课的另一个达标项目“游泳”。按规定夏天的“游泳”考试为横渡25米标准泳池就及格,但是有几个不想费力自称是“旱鸭子”的同学决定放弃游泳,选择冬天的长跑项目。结果到长跑的时候“旱鸭子”们傻了眼,因为规定必须是“负重长跑”,他们只好在书包里背上几块砖,气喘吁吁的在操场上绕圈,我们则嘻嘻哈哈的看他们出洋相,讥笑他们投机取巧,反倒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从体育科目都要遵守标准的严格,就能体会到西安交大在专业课上更是绝无“放水”的可能,我们也得益于学校和老师们始终坚持高水准教学和考核的制度,尽管这样做会有因此掉队的个别学生,但学校和学生们则为自己赢得尊重、赢得信任。

我中学毕业于1974年,之后当知青当工人,即便我已是毕业以前学校历年的“优秀生”,可是因为当时的学习并不是真正的高中水平,以这样的知识基础直接攻读标准的大学课程,难度可想而知。同时为了照顾病退的母亲,因此四年中我绝大部分晚上是住在东关的家里,晚十点下课后回去,我会再用二三个小时的时间自习,这样才能跟上交大严格的教学进度,直到入校一年多以后大幅度缩小了自己学习上的差距,我才有了精力和时间去看文史哲、做记者、当编辑,在交大提供的知识海洋中掬一捧浪花,捡几片贝壳。

在交大良好的教与学风气下,我的同窗们“千帆竞渡”,以学业有成为荣。我们暗自佩服的,是几位同学把数学系学生必备而又难度极大的《吉米多维奇习题集》全部做过一遍,那是本令数学系学生屡吃苦头极难啃下的硬骨头,叫这本书是一座“险峰”也许更贴切,啃下硬骨头来的同学一定攀上了可以看到更为绮丽风光的高度。

就像在目前学风不被看好的校园,仍有不少莘莘学子埋头苦学一样,当年在“为中华崛起而学习”的大环境下,也有一些别样的现象,比如在晚餐时间,有背着书包去食堂吃完饭后直接去教室的刻苦攻读者,也有在宿舍接上电炉,耐心地为自己煮上一碗合口味饭菜的同学。

每个人都在寻找和自己的梦想相契合的路径,或走得坚定,或走得徘徊,或走得目不斜视步履匆匆,或走得轻松愉悦悠然自得。

只要大家都在走着,那么,有梦想就有未来。

四、课余

大学生活对于我们所有新生都是新鲜的,是从未体验过的,不管是从高中校门直接走进大学校门的中学生,还是那些已经历过“文革”的狂乱、经过农村、农场或工厂劳动的砥砺走入社会多年的高初中毕业生,或是已有一份教师、干部等稳定职业的工作者。

上课和自习课之余,总有一些属于个人的时间和事情,也需要有更多丰富的活动来增加见识,拓展视野。百废待兴的时代拐点中,就有很多的第一次,或在翘首期盼下降临,或在不期而遇时撞上。

1、音乐讲座和电子音乐。学校很快就开设了音乐讲座,我惊讶的发现主讲是我们的周建枢老师,他讲了韦伯的《邀舞》,我更加惊讶的发现原来听音乐时,自己的“脑海”会在乐声中生成电影那样的画面感!随着更多主讲老师的讲解,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一首首世界名曲走进我们头脑里荒凉的空地。

只是每天叫醒午睡的电子音乐更换地太不勤快了,一首《海底世界》之类的现代乐曲播放了很长时间,当然,我们也就愈发感觉到名曲的可爱。

2、204教室的录像。这里有一块充满想象的银幕,你不知道会看到什么样的故事和角色,我们会在204开会,更会在204举办某种活动,最开心的是可能周末在空旷的篮球场有一场露天电影,或者在204有一部未曾听过的录像播放。

3、首届书画展、朗诵会和舞会。这是现在已经司空见惯的展览和聚会,我们则见证了首届师生书画展的盛况、聆听首届星火诗歌朗诵会时感受到的激情,尤其是同学们既忐忑又充满好奇的去旁观西安交大“文革”后的第一次舞会,并最终从场边走进舞池,从同性间的学舞到鼓起勇气邀请异性同学共舞。

我作为学生记者全程参与了这些活动,并详细采访报道了这些“第一个”。这些课余活动,展示了多姿多彩作为“人”的生活的画卷,对理工科学生而言,有益于在繁重学业下的集体放松,也有益于加强文科素质和人格修养,善莫大焉。

4、划船与篮球赛。世界知名的伦敦泰晤河上,牛津与剑桥的比赛同样知名。我们有幸参加了校内组织的第一次划船赛,地点是兴庆宫公园,坐在我前面的同班同学奋力划桨,却不知道他几乎将一半划上来的湖水都浇到我的身上,最后的成绩早已忘掉(看来肯定不是第一名),但湿漉漉的感觉和赛后嘻嘻哈哈的调侃和比赛一样精彩。

也是恢复高考后交大首届的学生篮球赛,以班为参赛单位,规模宏大。我作为一名后卫也有幸参加了比赛的全过程,我们71班依仗主力们的技术、人多的优势以及团结的班风,一举打进八强,可惜八进四的淘汰赛输给后来的冠军队,再胜也只是第五名,让我们的班长、体育委员、队员们和啦啦队连连叹气,只能怪自个儿球运不佳。

5、丰富的课外活动。我们班的同学中有的加入了“星火社”,有的选择“论坛”,有位女同学成为舞蹈队的队员,而学校民乐队的队长是睡在我下铺的兄弟。我也开始了直到毕业才离开的“学生通讯社”的记者实践,并就此奠定了日后转轨当报纸、杂志和电视记者编辑的基础和职业选择方向。

我们去校外的长乐电影院观看中央乐团专程为交大师生举办的音乐专场,我记得钢琴首席石叔诚和小提琴首席杨秉孙的名字,石叔诚是当年中国的四大钢琴演奏家之一,久闻其名而亲耳聆听,国际级的水平令我们叹为观止。我们走进交大图书馆,贪婪地翻阅各类科学和文史哲书籍,弥补知识的短板,窥探未曾知晓的更多人类已经求索而硕果累累的领域。

6、有与没有。我们没有等到校服,从入学开始,就有宣布说我们不久的以后可以穿上自己的校服,不过直到毕业,也没见到。我们有打架,那是受到别人欺负后的自卫。我们同学中有私下偷偷闯进“恋爱”禁区的、也有喝酒壮胆在舞会上公开追求心仪女生的;我们有大量的电影、话剧、音乐会等待欣赏,我们放下白桦的《苦恋》、又去翻看《女贼》、讨论《在社会的档案里》。我们传阅《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的文章,关注此文引发的全国范围大讨论的各种观点。

我们有捉弄人和被人捉弄:一位同学拿着压在床铺下快一年的电影票“大方”地送给另一位不明就里的同学,他还真去电影院了,当然是扫兴而归,却成为我们津津乐道的谈资。

我们不知道胶卷要显影才能打开看,就顺手曝光了好不容易才拍下的留影;我们没有保存啤酒的经验,放在军用水壶的留下来的半壶啤酒经一夜高温已不能再喝。

我们没有谈论手表和自行车的品牌、不计较同学间服装的质地差别、不关心商店新鲜上架的各类产品,而是以国家大事、学校的课程和各人的学业如何为重点关注的对象。

我们与校园路边的梧桐和樱花一起经历春秋冬夏,在寒来暑往的季节里穿行于教学大楼。刚听懂了老师们疾书的粉笔字的声音,又在层层擦去的尘屑中堆积出更多的疑问和渴望。

五、尾声

离我们毕业的时间不到两个月的1981年11月16日晚,中国女排首次夺得世界冠军。宿舍内外的欢呼喧哗中,有窗外地面上暖水瓶爆裂的庆祝响声,之后“振兴中华”的口号响彻神州。我们结束学业,把这段永志难忘的求学生涯装进历史的回忆册。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我们的古人已在《大学》中阐明了“大学之道”。蔡元培先生认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曾任北京和台湾两所清华校长的梅贻琦先生在1931年的“大师论”则言简意赅:“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我们的西安交大应当无愧于“大学”之名。因为我觉得交大很多淡薄名利的老师也许不曾有“大师”的“名”,但却具备“大师”的“实”,这也是我们四年亲历所体味到的。曾经辉煌很多年、位于西安南城墙下三学街的“关中书院”已远离我们而去,西安交大则擎起西安、西部现代教育的旗帜,并跻身中国一流大学的行列。

远望大洋彼岸的哈佛大学,其校训是:“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但2006年,有学者写出《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这也启示我们,教人者,亦需时时惕厉,创新当然艰难,坚守尤为不易,能将良好传统的教育理念以一贯之的,实属凤毛麟角,而我们的西安交大,有秉持既久“精勤求学、敦笃励志、果毅力行、忠恕任事”的校训,又有更上层楼的宏大蓝图,我当仰之、盼之。

回望那个热血沸腾的1978年,我们屈指数出五件大事: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美两国建交、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在很多年后的今天看去,每一事皆紧系于中国发展的关键筋脉,尽管大国大事与我等平民本不是一一对应,但我们为祖国摆脱束缚、困惑和个人走向自主、自强而唏嘘,为曾置身于时代这样精彩的节点而欣喜。岁月流转,精彩依旧,西安交大像一个殷殷的指路者和循循的善诱者,让一届届莘莘学子“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

无论是35年之后的今天,或者更为长远的未来,我们想对西安交大说的是:“感恩母校”,而在别人或者子孙们问起西安交大的时候,我们会故作平静并诗意的说:“哦,那是我们,梦开始的地方”

六、后记

这篇回忆本是我拟在2011年西安交大建校115周年前完成的,不知为何,当架构和小标题等都就绪后,却忽然失去“手感”,勉强十数日后完全搁笔,写出来的尚不足一千字。因为我曾当面告诉交大校友部的周刚先生我要写篇东西给他们,所以后来就不敢主动去见周先生啦。

今年3月25日,箭鸣先生在邮件中问我:“你能写写自己的大学生活吗?”这句话莫名地触动了我封存于深处的记忆,像按下开关一样。此后,文字像泉水般源源流出笔底,不到八天很快写出一万多字,清明节后从江西回来,至今天补充改完,可以向箭鸣先生交稿了。

想想得来这些“灵感”的容易,可能跟去年回校参加我们77、78级毕业30周年隆重的庆祝大会有关,时间和火候都到了“呼”之欲出的节骨眼,也就等待箭鸣先生这一声“呼唤”了。

个人记忆总有不准的地方,请老师和同学们指正。

2013年4月2日匆写

11日午后改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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